数字商业时代：美国媒体业遭遇瓶颈
今天美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高质量的报道，因为这关乎美国所推崇的民主实践。
美国政府总是利用每年的人权报告，作为加固政治同盟的工具。这种扭曲的政治手法反映在商业媒体的新闻报道上。
Yanagizawa和我近年的研究发现，在冷战时期，美国政府故意忽视某些人权报告，非常有计划地去拉拢某些同盟国。冷战加剧了美苏之间的政治竞争，竞争影响了两个大国对一些小国的政策。
当冷战结束，苏联解体之后，这种竞争才有所缓解。因此，冷战结束后，美国对同盟国藐视人权的做法大加鞭挞。这与美国在冷战前的态度截然相反。最有名的例子是美国冷战后对扎伊尔的政策转向。扎伊尔总统Mobutu Sese Seko（in office 1965~1997）曾是美国在冷战中强有力的支持者。在他1983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，在世界舆论对Mobutu滥用人权的一片谴责之声中，美国总统里根曾表扬Mobutu“能够表达民众良好的心声”。
但是当冷战一结束，美国政府就开始大加谴责扎伊尔的人权状况。1993年，总统Mobutu访问美国的签证被拒。Mobutu对此事发表评论说：“我是冷战的受害者，现在美国已经不再需要我。我对美国来说一钱不值了。”
通过分析，我们的结论是，美国战略性地拉拢亲美的国家，对那些国家的人权状况不做新闻报道。美国媒体的倾向性是怎么影响政策的呢？
一方面，美国的政策由民主选举的代表来决定，而他们的选择应该更广泛地反映选民们的偏好。经验表明，美国在人权报告中，常把他们的贸易伙伴和政治同盟评定为“拥有良好人权状况”。研究发现，这些由美国国务院撰写的扭曲的人权报告，如果让选举人知道，会产生严肃的政治和经济后果。Stromberg认为媒体舆论会影响救济款。其他学者则认为媒体舆论会影响选举、参与当地政府事务以及种族冲突等政治行为。
另一方面，第一新闻来源的真实性，以及它是否会扭曲竞争激烈的美国媒体市场尚需讨论。历史上，美国的政治理论和新闻工作者们就假设：自由的新闻言论可以真实地还原第一消息来源。他们认为媒体是政府的第四个重要组成部分，通过报道，新闻可以监督立法、司法以及行政部门。
但是在大多数国家，媒体机构涣散的信息来源和政府强大稳定的分支机构和人员相比，意味着政府渠道可能才是信息和国际新闻的首要来源。为此，最近40年来，很多美国媒体机构大幅缩减驻外记者的人数就不足为奇了。如今，美国只有四家媒体拥有稳定的海外办公室。所以，尽管新闻专线和特约记者增加了，但是实地报道数量却在锐减。1964年，在美国第一次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的一年，《纽约时报》关于越南的1463篇文章中，40%是实地采访。相反，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前一年，《纽约时报》关于伊拉克的1611篇文章中，仅有9%是记者从伊拉克发回的报道。
对此，我们对新闻媒体作为“第四政府”的作用持怀疑态度。美国媒体真的能够缓解政府偏见，并为美国公众提供真实的新闻吗？这个问题难以解决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是美国政府对信息有操控行为；二是美国新闻机构动机不纯，它们鼓励了被扭曲的新闻报道的存在。Walter Cronkite对于第二个方面有精辟的论述：“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高质量的报道，这不仅仅因为记者的职业濒临危险，而且关乎美国所推崇的民主实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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